发布时间: 2022-11-26 00:53:04 作者:刘芬
胡绳武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，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绕不过的一位大家。他的学术成就学界自有定评，这里仅就与先生接触的点滴略叙一二，聊表深切的怀念。
1992年，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，论文撰写方向为民国初年的统一党研究，导师陈匡时介绍我到北京拜访胡先生。陈老师是胡先生在复旦时教过的学生，论起来胡先生就是我的“太老师”了。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学界热点。1991年，辛亥革命80周年，相关学术研讨会很多，掀起了一个研究的小高潮。我第一次带着论文正式参加学术研讨会，就是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。正因如此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就做了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。之所以选定统一党，是因为这个党学界研究较少，更重要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有一套相对齐全的统一党的机关报《大共和日报》。我就这样莽撞地闯入了清末民初历史，并开始关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湖的章开沅、林增平（主编《辛亥革命史》三册）和从复旦到北京的金冲及、胡绳武（合著《辛亥革命史稿》四卷）。由此，我颇为期待能够有机会拜访胡先生。我拿着陈老师手书北上，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见到了胡先生。当时谈了什么实在记不得了，但胡先生儒雅谦和的形象便从此深深地印在我脑海。
第二次见胡先生是1996年，我在中山大学做博士学位论文，选题为倭仁研究，导师陈胜粦也要我到北京拜见胡先生。我又拿着这位陈老师的手书北上，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见到了胡先生。这次见面使我对先生简朴的生活印象更加深刻了。
第三次见胡先生是1999年，我已经来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。当时迟云飞老师正在师从戴逸先生读博士研究生，赵立彬来京访学，某天晚上我们相约一起去看望胡先生。胡先生还是住在静园的老楼房里面。
后来我留在近代史所工作，但由于生性疏懒，并没有主动去看望胡先生。
直到2003年春，某天突然接到胡先生的电话，要我参加清史工程“立宪运动”文献整理项目。他详细地说明了这个“立宪运动”资料本来是作为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”一种，列入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，早在1986年就已立项。胡先生非常遗憾自己只招过一个硕士研究生，没有多少帮手。他依靠人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复印了大量报刊资料，经费基本上花完，但课题没有完成便不了了之。当时因国家清史工程启动，戴逸先生希望胡先生能主持完成“立宪运动”文献资料整理。胡先生非常高兴，但他当年已经八十岁高龄，急切需要帮手。我接到电话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
稍后，胡先生给我寄来一份《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〈立宪运动〉编辑计划（草案）》，并附短信如下：
细珠同志：
寄上《立宪运动》编辑计划一份，请查收。
这份计划是由我起草初稿，由中华书局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。这只是一个粗略大体的设想。要真正开展工作，还得做出更具体计划。这方面希望您能多作考虑。
我相信我们可以合作的很好。
祝好
胡绳武
2003.6.7下午
胡先生言简意赅，又言辞恳切，颇有谦谦长者之风。面对这样一位年长我一倍以上的“太老师”，初出茅庐的我不免诚惶诚恐。我认真准备了《〈立宪运动〉资料范围》与《〈立宪运动〉资料总目》两份文件。其中《资料范围》详细列出了档案类、报刊类、著述类、其他综合类资料数百种，并特别说明两点：“（1）各省区的资料主要有四个方面：一是立宪团体，二是谘议局，三是地方自治，四是各省区内的请愿活动。（2）本课题开展的关键问题是：对于各档案馆、图书馆的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，必须取得复印、翻拍的条件，否则将是相当困难的。”《资料总目》则按照立宪运动的发生、发展脉络搭建了一个编辑资料的基本框架。这个框架与胡先生原初的设想不尽相同。胡先生在寄给我的《〈立宪运动〉编辑计划（草案）》中认为“这场运动历时九年（1903—1911），波及十数省”，计划选编一套500万字左右的资料集。我的设想时间范围更宽，规模更大。
我把这两份文件交给胡先生。胡先生组织了一个项目组，他自己任主编，最初的成员有：首都师范大学迟云飞教授、清华大学王宪明副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副研究员、北京大学尚小明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牛贯杰讲师。牛贯杰兼任胡先生助手及联络人，实际上是项目“总管”，费时费力尤多。项目组以我这两份文件为基础，经过集体讨论制定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方案，2004年向“清史工程”提交申报书，获得正式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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